xinkong体育:
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文章首先围绕“讲什么”“谁来讲”和“如何讲”3个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即选择彰显中华文明优势特色的内容，多元主体协同共讲有传播力的故事，转换话语方式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其次讨论“新外语”建设与大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认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重点的外语人才教育培训模式改革符合新文科建设的目标要求，体现外语教育教学的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和机制创新。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新文科；新外语；外语教育；外语教学改革
2023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其核心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前，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我们还面临不少挑战。随着我们的祖国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认可中国，怎么样才能解决“卡嗓子” 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命题。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面对“中国从倾听者向讲述者转变”（黄友义2023) 的战略需求，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应以新文科建设理念为指导，探索“融合创新”建设路径，突出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通过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模式和外语课程改革，培养国家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亟需的人才，让更多的外语人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目前，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大，“中国音量”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还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性改变，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回答讲好中国故事中的3个问题—“讲什么”“谁来讲”和“如何讲”。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明朝以前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由于未能参与18世纪中叶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从1840年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羸弱，经济、科技迅速落后于西方。20世纪冷战时期美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封锁，主流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进一步强化了普通民众对中国贫穷落后、社会缺乏自由的刻板印象。美西方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自恃占据道德高地，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傲慢和敌意，而民众受媒体、政客、学者的误导和信息屏蔽，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知之甚少。新时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花力气打碎刻板形象，撕掉各种意识形态化标签，善于以己之长比人之短。
第一是以具体实例凸显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辉煌历史的连续性。从甲骨文发现到今天的汉字，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造纸、指南针、航海、丝绸、瓷器烧制都远远领先于欧洲。文学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结晶，《贝奥武夫》(Beowulf,约750)是现存最早的用古英语记录下来的长篇诗歌作品，讲述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先人野蛮残杀征服的故事，作者无从考证，可能是生活在公元8世纪英格兰的一位诗人。而中国的《诗经》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成书，公元8世纪盛唐时代，著名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元末剧作家关汉卿（约1234—约1300)与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是同时代人，创作了《窦娥冤》《救风尘》等元杂剧达67个。18世纪英国小说开始“兴起”(Watt1957:4),中国著名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是1374年，小说创作在明代中叶就已十分繁荣。18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儒林外史》(1749)和《红楼梦》(1754—1763)问世，当时北美还是英国殖民地，美国尚未独立建国。启蒙运动时期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Goldsmith)在《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TheCitizenoftheWorld,1760—1761)中将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
一个帝国换了多少朝代，还是这个样子；……一个国家，论幅员可抵欧洲全部，但只服从一种法律，只听命于一个君主，四千年来只经过一度长期革命。这是它的特别伟大之处。因此，我觉得别的国家和它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了。(Goldsmith1891:181-182)
哥尔斯密的比较为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范例，即选取能够彰显我们优势和长处的内容，以消解美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由此我们也发现坚定文化自信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关联。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给予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资源和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反过来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第二是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国土辽阔，幅员与欧洲大陆相当，一个省的面积便超过不少欧洲小国，东南西北风情各异，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饮食建筑等存在很大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就主要河流而言，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黄土地内陆文化。长江与黄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多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注入东海。长江上游有巴蜀文化，中游有湘楚文化，下游有江南文化。珠江流域则是岭南文化。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民族融合和地域交流，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唐盛世，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宋元明清时期，汉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密切。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认同、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总的来说，中华文明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这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质。早在先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出现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汉代以后，道家和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外来的佛教并存。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单一模式、单一色调，而是具有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品格，呈现出五彩缤纷、多元一体的景象。
第三是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的新面貌和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综合国力慢慢地加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计算机和电子科技类产品、化工品、机械设备、机动车、基本金属、金属制作的产品和电气设备等7个领域是世界领先的生产国。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以改革释放亿万中国人的创新活力。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好古代中国故事，更要讲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故事。现在不少介绍中国地方城市的宣传片，过多停留在过去的历史遗迹和山水楼阁，缺乏未来导向意识，未能展示当代中国的繁荣和未来中国的愿景。在21世纪讲中国故事，要避免过度突出过去历史，“言必称孔子”。这不是说孔子不重要，而是因为关于孔子的故事已讲得太多、太久，传教士和汉学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就已开始译介儒家和道家思想，孔子、老子等古代东方哲人在西方已广为人知。中国未能参与“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在“智能时代”和“绿色、低碳时代”，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并行”向“引领”的角色转变，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要有展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当下性和世界性意义的自觉，凸显今日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智慧城市、太空探索、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社会管理、生态保护、高铁、高速公路等先进的基础设施，展现当下中国的新面貌和当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路径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先进性。
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是先决条件。对中华民间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人类共同价值视角进行新的阐释，建立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展现古老文明焕发的活力，在中外比较的基础上讲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远长久、创新求变的大国的成就，彰显其优势和特色，有效地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新形象。
最早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是外国人，包括旅行者、传教士、商人、汉学家、作家等。斗转星移，讲述者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世纪以降，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纷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政府成为中国故事描述的原动力与主角，特别是具有政府背景和身份的官方媒体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国家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资源、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官方媒体投资，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传媒机构，取得了显著成绩。各级政府及所属机构也通过种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推进对外传播。
由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出面讲述中国故事，具有必要性和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先天不足。由于西方民众传统上对政府持批评和质疑态度，对官方媒体信任度低，因此，在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刻板印象的作用下，官方的声音因其身份的限制，讲述内容难以获得国外受众的信任和认可。国外受众的反应首先是不愿意听，听了也不信，再加上内容选择针对性不强，方式方法机械生硬，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由政府唱“独角戏”，不能“政府包办”，而是要实现主体多元，非官方组织机构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由民众发声来支撑。正如我们的祖国的经济，既有国有经济，也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有力补充，在活跃市场、改善民生、创造财富、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非官方组织机构和民间力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人民，他们创造中国故事，自身成为中国故事，理应成为讲述的主体。由普通老百姓讲述自己的生活，分享家庭的亲情、成长的烦恼、创业的艰辛、成功的喜悦，这些平常故事并非喊口号，而是“接地气”，容易入耳入心，引起共情共鸣。无数中国人个体的小故事，可以汇聚成有说服力的大道理。
高校教师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他们通过个人的科研成果，推动学术“走出去”，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基础性工作。理工科教师在科技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展示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如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轻松又有效地改变中国科研落后的印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则进行理论创新，通过个体独立思考，形成有创见的思想，针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中国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阐释。教师个体以发表论文、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创办外文学术期刊、承担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等多种方式，与国际同行建立学术交流关系，有利于国际学界进一步探索中国理论和实践，也促进中国学者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学术水平，参与全球范围内新知识的创造、传播与接受。大学不仅是新理论、新学说、新观点的策源地，也是青年人求学成长的聚集地，对年轻一代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形塑产生深远影响。高校教师主动参与学术话语建构，将中国经验上升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性理论，增进世界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国外民众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法和负面观念。
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借助外力，重视让“别人讲”。历史上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工作是由外国人开启的，最早向西方世界比较系统全面讲述中国故事的是马可·波罗。留学生、商人、海外汉学家、华侨得益于对中国国情的知识掌握和对中国文化较为深入的理解，具有跨文化比较视域，便于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共识，开展文化对话。他们的身份、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文化观念决定其看问题的视角、心理、认知范式与我们的思维不完全一样，会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间离，同时考虑国外受众的情境与需求特点。2023年7月，江苏省成立的江苏国际传播中心借力用好海外资源，推出中美合拍纪录片《沿着运河看中国》、中英合拍微纪录片《东方智慧：我和中医药的故事》、中国和希腊合拍系列短视频《跨越时空的“相遇”》等多部作品，在国际主流媒体平台及新媒体渠道发行并播出。外部力量加盟中国故事描述者队伍，有助于制作中外融通的作品，有效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应是多元的，不是某个团体机关，而是要确立“中国故事大家讲”原则，实现主体多元，共同参与，各个主体之间通力合作，形成协同共讲的局面。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优势特色构成了中国故事的内容，中国故事大家讲明确了讲述主体的多元身份，那么“如何讲”则要回答讲述方式方法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对象是国外受众，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均离不开语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影响、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为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跨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人们因受所处地域、民族、人文等时空环境的影响，其文化认同、思维方法、历史传统、生活小习惯必定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传递并扩散着各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信息，并且依附于语言。”（曹进、赵宝巾2022:83)假如没有语言，文化就失去了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要实现跨语言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融合，具体来说，要将外语能力纳入跨文化能力范畴，语言技能要上升到话语层面。话语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具备听说读写外语能力并不代表能胜任讲述中国故事的重任。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了解对方，充分考量国外受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实现话语方式转换，使我们的话语为不同文化受众所认知、理解和接受。文化话语研究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具备六大要素：对话主体、言说／行动、媒介／场域、目的／效果、文化关系以及历史关系。基于这一些要素特征，研究者需要仔细考虑：1)谁（不）在说话？具有怎样的身份、地位？2)（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做了（什么）吗？3)怎么样去使用媒介？在怎样的场域中？4)由于什么？为了什么？产生怎样的影响？5)上述各项有咋样的历史关系？6)上述各项有咋样的文化关系？（施旭2021:42)话语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方法等影响，在跨文化语境下，话语涉及不同主体的复杂认知和有效交际，需要在知识储备、思维模式、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做互文对接，以对方认知结构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分享信息、陈述观点、建立共识。只有通过话语方式转换实现话语建构才能真正达到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掌握话语方式，涉及对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了解和表达，做到精准理解，贴切表达。这需要对外译工作进行重新审视。翻译是典型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活动，有其特殊性，表现在传播内容是由原文本所决定的，译者的活动被形象地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外译的中文文本针对的是国内受众，一般来说，作者是针对国内受众而说话写作，是基于充分了解国内受众的思想观念、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价值标准，体现出中国国情的特点，是在同一文化圈内进行交流互动，如同相声表演中，清楚讲什么“包袱”会响。而外译的译语文本面对的则是生活在不同文化圈的国外受众，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了解不多，甚至是一张白纸，或者是涂了不同于我们国内思维与传统的色彩。如果一味地忠实于中文原文本，原封不动地翻译，“包袱”不会响，传播活动就会遇到障碍。除了政府官方文件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集体讨论确定规范的译文译法，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重视生动讲述而不是机械翻译，即强调自主表达，要提高国民的外语水平，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可使用外语直接说和写。就翻译而言，应倡导译写，即在翻译过程中做必要的融通，在忠实于原文和考虑对象特殊性之间取得平衡，既保留本土特色，又能让对方理解和接受。
长期以来，我们的国际传播使用的术语是“对外宣传”。宣传是政府引领、组织、教育群众的重要工作，常常被放在政治环境中使用。国外受众之所以对中国不了解，除了客观的原因，也有我们的主观原因，即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未能有效地提供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受国内工作方式的影响，外宣注重以我为中心传递信息和观念，对宣传对象的需求和实际效果重视不够，这在政府英文网站上可以反映出来。南京大学外语应用与规范研究中心2022—2023年对江苏省地方政府英文网络站点进行调研，发现存在诸多问题，除了语言水平不高之外，网站内容选择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如把中文内容照搬过来，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中外使用者在知识储备和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上的差别。最常见的现象是城市介绍会提供过多历史背景和文化和地理位置信息，对于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国外受众来说，遇到这些词语的机械翻译是一头雾水。由于缺乏专人负责进行设计管理，不少政府英文网站的页面版式单一、质量不佳，未能成为有效地展示城市新形象、讲好城市故事、传播好城市人民声音的平台和窗口。政府英文网站存在的问题揭示出外宣成为一种单向度的自说自话，没有去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其效果差是在情理之中。讲好中国故事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了解国外受众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看问题的思维方法、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是什么。如果只是单向度的“自嗨”而不是双向交流，那么对话和互动没发生，反而强化了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和偏见。因此，要采取“接着说”方式，切实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宣工作模式，深化中外交流互动。讲好中国故事要设身处地，想人之所想，答疑解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互动。且不说与国外受众脱节的单向度宣传说教没有国际传播效能可言，低层次、不充分的交流也无法让国外受众去进一步探索中国、认同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求我们积极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教育肩负为服务国家发展的策略提供人才保障的重要职责，因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外语人才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在2021年曾呼吁中国的外语教育应当调整发展趋势，引入“传播”视角，重构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手段，“以适应中国外语教育从了解外国到传播中国的功能转变，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何宁、王守仁2021a: 1)。传播不等同于新闻，不单单是报道，而是言说，即讲故事。有学者提出，大学生是国际传播主体之一，培养其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是国家需求，也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需要，应成为高校外语教育的新目标（文秋芳2023)。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行动，引导学生积极有效地参与传播中国的实践，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基于“用英语讲述个人故事”概念，确定“讲故事能力”中态度、构思、创作等核心内容，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杨华、李莉文2023:20-26)；北京体育大学探索“讲中国故事”课程的系统性设计与实施方案，为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孙曙光2023:34-40);南京大学依托综合性大学多学科背景，基于长期培育学生外语技能和跨文化能力的经验，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教育创新与实践，探索外语专业育人育才新路径，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的外语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外语专业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回顾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百年历史，外语学习帮助国人了解外国，睁眼看世界，走向国际舞台中央，中国外语教育始终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培养了大批亟需的外语人才，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助力改革开放，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充分肯定外语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长期以来，高校外语教育以纯语言文学教学为主，注重学习和了解外国，学生对外言说中国的能力不强。
为适应从了解外国到传播中国的转变，笔者曾提出按照新文科建设思路建设“新外语”，突出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新文科建设路径是融合创新，即技术融合、交叉融合、集群融合，“以相近的专业集群融合”（吴岩2021:7)。外语教育属于文科，“新外语”的发展应遵循新文科建设目标和路径。“从专业的相近和目前国家的需求来看，外语专业与传播专业融合发展是值得重视的一条路径。”（何宁、王守仁2021b:4)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可译为“交际”和“传播”。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紧密关联，以人际交往为核心。在传播学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则被称为跨文化传播，与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共享和互动过程相关联，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以及人类各个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和迁移。有学者梳理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讨论了“交际与传播之争”，认为“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并非自然产物，而属于学术场域争斗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结合物”（陆国亮2021:77)。文章作者统计了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前10个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差异、英语教学、语用失误、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策略、“一带一路”、文化差异、新媒体、传播策略、文化认同、纪录片。（陆国亮2021:77)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但也有共同之处，即人际交往或交流。新文科的建设目标是培养“时代新人”—中国声音的传播者，承担“时代使命”—提升国家形象，会讲、讲懂、讲好中国故事，建立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号召力、塑造力，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吴岩2021:7)。“新外语”强调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理念与新文科建设目标高度契合。
当下中国在与西方的舆论战中处于下风，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场经常遭受西方媒体的抹黑，对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不实言论也缺乏有效的反击，这其中有多种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在起作用，但外语人的国际传播能力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外语专业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当今世界发展脱节，外语教育未能完全跟随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培养出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一种原因是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学习外语，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几乎失声。有鉴于此，“新外语”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学生具备国际传播能力，掌握外国语这一“人生斗争武器”，有助于扭转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被动局面，从而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谎言、偏见、敌意。如前所述，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的努力之外，需要由民众来发声支撑。在国际传播中，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故事在媒体中更有说服力。数十万外语专业学生要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通过种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来讲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是实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途径。
高校外语教育在长期发展中已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的传统和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了适应新形势对外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南京大学针对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自觉意识薄弱、知识结构失衡、综合能力欠缺等问题，着力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凸显外语专业教育的价值导向。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引导其用使命感、责任心和行动力诠释家国情怀，通过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强化教材本土意蕴，系统实施专业实训，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意识，使其能够主动担当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使命，立足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2)推动外语专业教育的内容改革。对外语能力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在理解层面，要求能够听得出对方的观点、暗含的立场、隐晦的表达，识破偷换概念的伎俩，在表达层面，要求能用外语自如流畅地陈述观点、反应敏捷、能说会道、争辩驳斥，写出思想深刻、表达精准、语言犀利的文章。在课程中引入中国元素，开展中外比较，强化学生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掌握和表达，推动融合式专业教育与学科交叉复合，构建融通中外、跨专业、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启智增慧。
3)开辟外语专业教育赋能新途径。基于导学机制构建师生共同体，通过第二课堂为学生搭设“讲好中国故事”实践平台，以国内外互动增强学生传播中国、沟通世界的实效性，拓展能力培养口径，提升学生开展国际传播的表达、思辨和创新等综合素质和能力。
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重点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体现外语教育“脱虚入实”，实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和机制创新，应关注以下几点：
1)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凸显外语教育中的价值引领和育人内涵。引导学生将国家意识内化为使命感和责任心，将爱国主义外化为传播中国、沟通世界的行动力，增强自觉意识、完善知识结构、锻炼综合能力，更好地担当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在指导学生掌握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着力增强其对母语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理解力与表达力，使其能够熟练、精准地运用外语传播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成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者，在各个领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2)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重新界定外语人才能力培养的内容。有效建设外语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有序融会外语专业教学的内容、学段和形态，有机整合跨学科、跨专业资源，以国际化、研究型、高阶性的课程为主导，以体现中国理论、中国成就、中国精神的教材为抓手，架构育教融合、通专融合的外语人才能力培养新格局。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系统融入对象国语言文化的教学过程，指导学生对传统经典与时代热点进行自如的双语转换，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与对象国受众形成深度对话，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外语人才优势。
3)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教师导学为支撑，建设师生共同体，打造能力培养的良性互动机制。建设集实训、实习、实践于一体的动态开放平台，增强其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性；加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教学合作与学术互动，为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指导，拓展其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外语专业教育，引入在线开放课程和数字人文教育资源，丰富课堂教学维度，助力学生高效地习得对外传播话语方式。
当前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由于国际传播话语权长期被西方国家所主导，海外民众因语言壁垒和文化隔阂，长期受西方主流媒体的敌意、无知和偏见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国形成了负面刻板的印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化解美西方的舆论施压，在与美西方的舆论较量中逐渐赢得主动权的有效途径。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要吸引人来听，让人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理解、认同、产生共鸣和共情，喜欢中国，使其固化的刻板印象发生变化，克服由无知产生的偏见，消除由误解形成的敌意，认识到每个中国人和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梦想的活生生的个体。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高度自由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同时也是世界的故事，中华文明新形态代表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世界各国树立典范，为世界发展领航。
讲好中国故事，顾名思义，要通过语言来讲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外语，这是前提条件，首先要具备外语能力，即对外语深入的理解力和娴熟的表达力。就英语而言，英语教育在我们国家规模大，但质量提升有很大空间，大部分国人的英语使用只是一般的交流，真正能如同母语般口若悬河、据理力争、交流交锋的高端语言人才不多，这反映了外语教育的不足。无论是生动地描写人物事件，还是准确地阐释中国的立场观点、有效地揭露美西方的“双标”和虚伪，都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有非常高的外语水平。而语言是传播的工具，传播要考虑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从传播的角度重构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建设、进行人才教育培训，其结果是更加强化外语作为语言学科的专业性。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重点进行外语人才的培养，可以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提高其对外来文化的辨识力，帮他们提升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自觉和能力，在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时代强音。
内容来源：《外语教学研究》 2024年第1期（文章有删减）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星空体育官网